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除了法律的规定之外，以上四方面的实现还有赖于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但从意识角度而言，司法机关应当深刻体会到受教育权对于受教育者尤其是少数民族受教育者的重大意义，更多地以救济权利的心态而不是裁决纠纷的心态[38]受理相关的诉讼案件。

这里仅以经济因素和自然因素为例。学界普遍认为，正当程序是法律的生命。2005年重庆市取消了该规定。各类院校在招生时，对少数民族考生应按有关规定给予照顾。可以说，该内容是当前对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最为全面、保护力度最大的组成部分。

有关内容可参见陆平辉：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8-104页。（四）造成当前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制度不足的原因分析 一般说来，受教育权的保护涉及主体有三，即国家（包括立法机关、教育机构、用人单位）、受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监护人，而对于造成当前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制度不足的原因分析，至少也应当从以上三个方面入手。[9]关于公民能否根据受教育权等社会权利的性质而享有直接的立法请求权是一个极富争议的论题。

【关键字】受教育权 立法保护 行政保护 司法保护 一、引言 教育对于人、社会和国家不可或缺，教育的基本作用即在于保证受教育主体享有他们为充分发展自己的才能和尽可能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而需要的思想、判断、感情和想象方面的自由。我国政府于1997年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1年批准。根据侵犯受教育权产生的责任的不同，可以把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分为民事诉讼救济、行政诉讼救济和刑事诉讼救济三种。[21]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关于受教育权的第13号一般性意见确认了缔约国的最低限度的核心义务是至少确认《公约》阐明的各项权利的落实，包括基础教育的落实达到最低限度的基本水平。

根据社会形势，及时审核已有的教育法律法规，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教育法律，按照法定程序修改已与现实不适应的部分，废除已经阻碍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部分。因此，笔者建议在合适的时候对现行刑法增设专门的条款，以打击严重侵害受教育权的犯罪行为，保护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

[17]如1995年武汉市武昌区法院裁判的全国首例受教育权行政诉讼案——武汉大学附中初中毕业生状告母校侵犯其受教育权案。同时建议全国人大适时地修改《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政府应当提供免费义务教育。此时，针对这些违法、不当行政行为和行政不作为的司法救济恰好体现出司法权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2001年6月27日，《公约》正式对我国生效。

学生的入学要求、考试等均须立法机关予以立法规范。根据国际法原理，人权保障的义务主要是由民族国家承担的。[14]健全和完善这些法律在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不留法律真空。正是由于受教育权的社会权利属性，也即它是作为国家干预社会的宪法表现，在有些国家，受教育权被认为是国家给予公民的一种福利、利益和好处，是国家的恩德和赏赐。

而行政不作为则主要是违犯了基本权利要求国家积极提供保护义务的功能。这样，在受教育权受到国家权力严重侵害时就缺乏完善的司法救济渠道，即便起诉到法院，在严格遵循大陆法系传统的我国司法界，也大都会因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最终不了了之。

教育法律法规的监督是依法治教、真正落实公民受教育权的有力保障。我国现行宪法第46条第1款将受教育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11]国家教育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大致上可以分为抽象教育行政行为与具体教育行政行为两类。研究领域：公法学、检察学。依照第13条第2款（甲）项的规定，为人人提供初等教育。在西方国家，作为社会权一种的受教育权走过了方针条款论、宪法委托论、制度保障论和公法权利论的阶段，我国受教育权在借鉴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理应赋予受教育权的具体性权利的性质。[7]在时下我国宪法尚未进入司法适应层面的情况下，全国人大的积极立法对人权保障更是具有相当特殊的意义。宪法规定的受教育权只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这一权利的具体实现需要立法机关设定标准、实施的方法、遭受侵犯的救济，否则，受教育权的实现程度将大打折扣。

国家对受教育权的保护义务首先在于尽可能地采取行动以发展社会经济，使教育的发展同步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义务能力的发展，其次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受教育权的具体保护，受教育权的立法保护与行政保护可以称作事前保护，司法保护则可以称作受教育权的事后保护。到19世纪，有关于国家的教育义务和责任被纳入到国内权利法案。

第一，行政立法措施，也就是抽象教育行政行为，是指教育行政机关为实施法律而制定和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则。然而，我国在教育法律监督方面，不管是立法、执法和司法，还是受教育权的实现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不足，我国的法律监督尚有待于健全和完善。

[9]徐振东：《对基本权利的侵害与救济》，载《法律科学》2004年第1期。由此可见，受教育权属于人权谱系应该没有疑义。

即便做到了有法可依，也要十分注意诸多相关法律之间是否协调和统一，不能出现一个行为或事件适应这部法律或这个法律条款是一种结果，而适应另一种法律或另一个法律条款却得出差距很大的结果这种奇怪现象。[12] 第三，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二战之后通过的世界性或区域性的人权公约也大都对其予以肯定。[13]如刘某诉区教委侵犯受教育权案、张佳诉城北区教委案、市高教办不作为案，案情分别参阅王延卫：《教委不作为侵犯儿童受教育权是否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

23.9%的宪法规定了教育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权利。《公约》规定的大多数权利要真正实现，在许多情况下必须进行立法。

在已经制定出来的法律规范上也存在着针对性不强、不系统和不够具体的问题。因此，平等地保护受教育权是联合国各成员国和国际人权公约缔约国义不容辞的国家义务和国际责任。

[3]由于教育文化人权不但具有自由权之性质，通常也必须透过国家积极的作为才得以实现，因此多属于社会权之范畴。第二，行政诉讼救济：从《教育法》中寻找受教育权的法律依据，并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逐渐成为共识，实践中也已出现相应的案例。

从行政机关在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实现的责任来看，一方面，行政机关有责任自己创造条件来为公民实现受教育权提供条件和法律保障。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也对受教育权予以了明确的规定。《教育法》第四十二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适用于对受教育权的民事诉讼的救济。申诉是指受教育者在其受教育权受到侵害时，依照《教育法》和其他法律规定，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请求处理的制度。

具体来说，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把发展教育事业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和工作，有步骤地发展了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等教育层次序列，逐步确立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实施科教兴国战略。[6]参见秦奥蕾、张禹：《论受教育权的宪法效力——以基本权利的实现为视角》，载劳凯声主编：《教育法制评论》第三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4] 二、受教育权的立法保护 首先，立法机关负有制定切实完善的受教育权法律体系的义务。吴遵民、黄欣：《新编教育法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49页。

第一，民事诉讼救济：当公民的受教育权遭到行政机关和公立学校以外的其他平等主体的侵犯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予以救济保障。在缔约国现行法律不符合公约的规定时，缔约国有修订国内法律使之与《公约》相符的义务。